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废铜供应持续紧缺，1-2月废铜进口量下降逾五成，持货商捂货惜售，冶炼厂粗铜原料紧缺，精废差的不断收窄，加工企业转采电解铜生产，间接推动了精铜市场消费的好转。

近年来，废铜进口政策日趋严格，在2018年禁止七类废铜进口和2019年废六类转为限制类进口之后，中国废铜进口量也从2017年的355.8万吨下降至2018年的149.6万吨。

作为全球最大的废铜购买国和加工国，中国将废铜归属于“固体废物”一类，出于环保的考量，中国对于固体废物进口管制愈发严格，生态环境部提出到2020年年底前要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因此，废铜供应链在这一场禁止“洋垃圾”入境的运动中自然受到波及，而废铜具备很强的原料属性，其广泛地应用到冶炼厂、加工企业的生产中，关于高质量的废铜如何定义和重新定位也引发的市场和相关机构的讨论。

2019年12月31日，再生黄铜原料和再生铜原料标准细则公布，标准对于再生铜原料的铜含量、金属回收率、夹杂物含量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在2020年7月1日标准正式实施后，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口原料，到2020年底，固体废物全面禁止进口，符合新标准的高质量废铜将通过“再生铜原料”和“再生黄铜原料”的名义作为原料产品进口至国内。届时“废铜”这一定义将消失，“再生铜”登上历史舞台，界定为原料的再生铜将不按固体废物进行管理，而纳入一般原料进口管理范畴，保障高品质的金属原料能够进入国内市场，以弥补我国金属资源短缺问题。

据有关调研数据显示，2019年企业的废料进口批文额度普遍不够满足企业的全部产能，尤其缺废黄铜，这也是企业开工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加工企业配额紧张，加之国内再生资源回收量不足以满足行业需求，促使再生金属企业逐步开始布局走出去战略。东南亚地区成为再生金属企业走出去的首选，中国企业家开始密切留意海外投资环境，部分企业为了自身发展，考虑在东南亚地区建厂，将七类铜废碎料拆解完成后再运回国内，此类企业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等地。

废铜拆解企业在选择东南亚地区方面，政策稳定性、基础设施建设、港口等交通环境都成为企业重点考虑的问题。经了解，马来西亚成为许多拆解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优选。首先，马来西亚本来就已经有大量华人经商，中国企业选择马来西亚，更容易融入当地文化；其次，相对于柬埔寨等国家的海岸线短、港口数量不多的现状，马来西亚的港口交通体系较为成熟发达，可以满足企业进出口需要。此外，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也是企业较为关注的对象。

可以看到，2018年中国进口废铜的来源国还主要分布在东亚、欧美等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而到了2019年，进口废铜来源国逐渐转变为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中国废铜进口的最大来源国。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令原本就处于调整期的废铜产业再遭重创。首先中国废铜企业复工时间普遍延后一个月以上，加上交通管制的限制，国内废铜回收基本陷入停滞。2月进出口企业和港口的延迟开工导致废铜进口量大幅下降，根据海关数据，1-2月进口废铜仅有11.95万吨，较去年同期暴跌50.51%。

春节过后铜价大幅下跌，废铜企业年前存货处于大幅亏损状态，惜售情绪浓厚。市场废铜供给的减少导致精废差不断收窄，精铜替代作用显现，部分铜加工企业开始转采精炼铜生产。同时粗铜的生产也受到废铜供应减少的限制，冶炼厂粗铜原料已经出现紧缺现象，粗铜加工费逐渐下调至千元附近，在铜精矿到港延期的情况下，二季度精炼铜的生产将受到废铜和铜矿原料紧张的双重制约。

3月，虽然中国疫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生产生活逐步恢复，但是海外疫情进入爬坡期，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爆发式增长，各国陆续进入紧急状态。欧洲多国宣布封国，港口出现滞箱情况，船公司缺箱并且爆舱严重；马来西亚3月18日起在全国范围施行“行动管制令”，并且两次延长至4月28日，管制期内废铜的拆解和进出口均受到限制；3月12日菲律宾首都地区开始“封城”，多数企业停止营业，马尼拉港塞港严重面临关闭，北苏里高省3月18日起禁止所有外国船舶进入；泰国自3月26日至4月30日实施紧急状态法，同时关闭所有边境口岸，包括海路、陆路和机场。

综上，疫情的影响是造成近月来废铜在市场上“消失”的主要原因。东南亚已成为中国废铜进口的最大来源地，3月禁令的施行将持续对废铜的出口造成限制，预计3-4月中国废铜的进口量将继续下降。

废铜的供给暂时受到运输和成本的限制，二季度废铜进口预计仍然处于下降趋势，废铜供给难言乐观。当疫情的高峰逐渐过去，生产和生活逐步走上正轨，供给端恢复的速度也将会大于消费端。预计到下半年，随着再生铜新标准的实施，再生铜将作为一般原料产品进口至国内，进口原料的品质不断提升，供给和需求也会回归平衡。预计三季度起，东南亚生产的铜锭、黄铜锭、黄铜棒等废铜粗加工产品将会逐步进入中国市场，将会对精铜的消费形成一定冲击。